文 |张铁志

▍一

1969年春天，刚结婚的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来到阿姆斯特丹度蜜月，在一间旅馆进行他半岛体育们著名的“床上静坐”（bed-in）行动：他们整天在床上，接受媒体访问，大谈他们的反战理念。

那时的阿姆斯特丹确实是非常热闹，且洋溢着反叛气质：从1964年开始，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在市中心的史佩（Spui）每周进行一场带有“挑衅”性质的艺术行动，甚至制作荷兰惨遭意外失利，前景堪忧了一本就叫《挑衅》的小杂志。他们曾宣布汽车是邪恶的，因此发动一个白色单车计划，免费提供五十台单车在城市中，让大家可以免费骑。1966年要举行皇室婚礼，他们发动“白色谣言计划”，据传他们会在饮水里加入迷幻药。

最后虽然没真的发生这件事，但整个城市已经彷彿陷入迷幻状态。

那一年，挑衅运动人士在市议会赢得五个席次，他们成立的政党D66至今依然活跃。

欢迎来到一个自由与解放的的阿姆斯特丹，荷兰的中心。过去几十年，阿姆斯特丹的大麻咖啡馆、红灯区和完整的单车运输系统标志着这个城市的开放与进步，荷兰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排外的民粹主义力量在荷兰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在三月十五日的大选之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右派民粹主义者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和他的自由党（PPV）是否会在这次大选成为第一大党荷兰惨遭意外失利，前景堪忧？其结果虽然只是第二大党，但仍席次增加了，但第二大党，且原来执政党也开始更向右倾。

荷兰怎么了？

▲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

▍二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宗教在荷兰影响力很大，也是主要的社会支柱，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是彼此共存，各自有各自的学校、媒体、社会网络，他们的多元包容表现在尊重彼此的界线。

到了六零年代，如同西方其他国家，荷兰进入了反文化的狂潮，摇滚乐、反越战，嬉皮文化，席卷了阿姆斯特丹和主要城市的青年，各种反叛行动在街头和家中上演，荷兰变得更为世俗化和个人化，传统界线鲜明的宗教和社区网络逐渐崩解。此后性别平等、同志权利、个体自由，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主导价值。

另一方面，也在六零年代，荷兰和许多欧洲国家因为劳工短缺而引进土耳其和摩洛哥人来工作。彼时他们认为穆斯林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部份，应该被尊重与欢迎，也因为“他们应该只是暂时停留，只是来清洁油轮、在钢铁厂工作，和清扫街道的”，著名作家Ian Buruma在书中《阿姆斯特丹的谋杀》（Murder in Amsterdam）如此描述人们的心态。

但当时这些穆斯林移民没有被鼓励学习荷语、进入荷兰主流文化。在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这些移工没有回到母国，反而把家人接来，在荷兰社会扎根。于是，在荷兰的工人社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群体。人们开始对他们有些不满，但是政党不愿意也不敢去直接批评穆斯林族群。

六十年代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社会变化是，当过去以宗教为主的社会支柱开始崩塌后，这虽然是一种社会解放，但也让许多人失去归属感，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人们更觉得与都会的自由派产生距离感。（这和美国相似：哈佛大学社会学家Robert Putnam在一系列的著作也讨论了晚近几十年，美国公民社会的许多民间组织都逐渐崩解，个人越来越原子化。事实上这就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温床，而美国的乡村地区确实是川普的主要社会基础。）

进入九十年代，原来的这些外来移工可以成为荷兰公民，并出现新的一波寻求庇护的非常难民，因此在荷兰社会产生更多矛盾。

一个保守政客Frits Bolkestein首先提出直接的主张排斥穆斯林族群，他在当时的幕僚和演讲撰稿者是一个年轻人，叫做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

2001年美国的九一一事件，让移民、伊斯兰教和荷兰身份等议题，更鲜明地进入公共讨论。

一个曾经是左翼份子、在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并且是公开同志身份的政客富图恩（Pim Fortuyn），用更直接的语言批评穆斯林，说要发动对伊斯兰的冷战，并宣称如果法律上是可能的，他要禁止穆斯林进入荷兰。然而，和传统右派不同（如美国共和党），他的本土主义不是诉诸保守价值，而是强调穆斯林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同志的排斥，是与荷兰的进步价值相冲突的。

▲ 皮姆·富图恩

富图恩不是欧洲第一个排外的极右派政客，但是他对“政治不正确”态度的直接表达，对于伊斯兰文化如何和荷兰的进步价值相冲突的论述，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派政党，他开始刮起一阵旋风。

更让人意外的是，2002 年，富图恩被一个不满他言论的环保激进分子所刺杀，这是荷兰三百多年来第一次的政治暗杀，震惊荷兰和全欧洲。在他被刺杀的九天后，他新成立的政党在大选中赢得18%的选票。

这只是第一次文化战争造成的死亡。

传承了六零年代反文化精神的电影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就是那位画家梵高的后代），也长期强烈批评伊斯兰教的保守价值。他和另一位童年时从索马利亚移民来荷兰，后来也严厉批评自身伊斯兰信仰的女性政治人物阿里（Ayaan Hirsi Ali），曾共同制作一部短片《服从》（Submission），不同伊斯兰女性在片中诉说他们被男人强暴或被施以各种暴力的故事，但根据伊斯兰律法，他们必须服从。

2004年，梵高在骑单车去办公室时，被一个26岁的摩洛哥后裔青年枪杀、切开他的喉咙，并且放了一封信在他胸口，那是给阿里的死亡威胁。

这两场死亡让荷兰社会陷入严重不安，部分左翼也开始认为穆斯林族群确实对于荷兰的多元开放是一种威胁。社会上出现对穆斯林的攻击事件，甚至对穆斯林学校纵火。

这已经不是大家熟悉的荷兰了。

维尔德斯看到了这个契机，接收了富图恩的角色，成立了自己的政党自由党(PPV)，把自己从一个保守派议员转变为一个激进右派的代言人。

▲ 海尔特·维尔德斯

▍三

维尔德斯本身的背景就很特殊。根据Ian Buruma在一篇分析他的专文中指出，维尔德斯本身有印尼血统。在印尼被荷兰殖民时，当地的混血者（荷兰文称他们为“Indo”）往往被荷兰殖民者所歧视，因此这些人会特别努力将自己区别于印尼本地人，并比一般荷兰人（即白人）具有更强烈的荷兰认同。二次大战后，当他们大部分回到荷兰后，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保守且非常敌视穆斯林。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认为伊斯兰教对于欧洲文明是一个巨大威胁，主张推动国家“去伊斯兰化”，包括禁古兰经、不准穆斯林女性戴头巾、全面关闭清真寺等。魏德斯说，荷兰对于那些不宽容的人容忍太久了。除了反对伊斯兰，他也反对欧盟，认为这两者都威胁荷兰认同，而这些都是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和布鲁塞尔的菁英们所操纵的政治。他在这次选举喊出“让荷兰再次属于荷兰惨遭意外失利，前景堪忧我们”。

曾经玩庞克摇滚的维尔德斯讲话直接，甚至粗俗，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且充满矛盾：他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国会议员，却以一个体制外的姿态出现，且批评司法和国会制度都是虚假的；他的政党有十二个国会议员，但党员只有他一人；他主要发声管道是推特，并会在社交媒体上封锁他不喜欢的记者。他的推特主页上写着大大的：“阻止伊斯兰”（Stop Islam）。

维尔德斯的语言甚至让他被起诉——他曾在演讲时直接问群众：“要更多摩洛哥人还是更少”，群众高喊更少，他回说，好，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被以仇恨言论罪名起诉，并被判有罪。

他和川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比川普更早像川普。

维尔德斯称他的支持者是荷兰到处可见的“汉克和英格丽”（Henk and Ingrid）：“有他们自己的房子、每年有一个好的假期，和活跃的社交生活”，但他的前老板Frits Bolkestein不这么看，说他的支持者，“都是一群对生活充满抱怨的人，他们可能失业，女儿吸毒，儿子落跑。”事实当然是复杂的。

如同川普，根据金融时报分析，维尔德斯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他们反对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大都会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反对他们的“政治正确”价值，认为自己是被忽视的一群。这群人当然是欧美民粹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因为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化，以及移民与难民，很多地方的社区生活和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对不少人来说，包括许多六零年代的老嬉皮，传统穆斯林文化中对女性的不尊重、对同志的歧视，对这个社会的开放进步都是冲击。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穆斯林青少女会跟男老师说他们不能握手，或者男子要去应征司机但是说他们不能和女性握手，都让许多荷兰人无法接受。

因此荷兰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既包括那些受到宗教影响式微的影响、又受到全球化冲击，而渴望更传统、更确定、更同质性文化的保守群体，也有一些过去的进步分子。

再加上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让如今荷兰四分之一的劳工是短期合约，而传统工党则越来越无能回应当代蓝领工人的哀愁。

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在2010年大选拿下24席，成为第三大党，在2012年选举减少到15席，但2015年的难民危机让PPV支持度更为上升，加上去年英国和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因此许多人都关注自由党是否可能成为第一大党。

▲ 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领导人维尔德斯大选前积极造势，与小女孩亲切互动。东方IC供图

▍四

政治学有一本经典著作叫做《民主的类型》，作者Arend Lijphart把世界上的民主体制分成“共识型民主”和“多数决民主”，前者的政治制度包括比例代表制、多政党和联合政府，强调民主的基础在于不同立场和价值的群体取得共识，多数决民主的制度则是两党制、或者总统制，简单说就是赢者为王。Lijphart就是荷兰籍学者，而荷兰当然是倾向共识型。这个制度确保了比较极端的立场在政治中可以发声，但却不容易执政，而现在的荷兰政治正是对这个制度的试炼。

荷兰和欧洲整体趋势一样，对于既有政党的稳定支持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下降。在八十年代的荷兰，三个主要政党约占80%的选票，到了2002年之后，约占六成， 这几年维尔德斯的自由党抢占不少选票。

在这次选举前，面对荷兰的右转和维尔德斯的挑战，执政联盟也更积极表示排外的态度。保守党首相Mark Rutte在一月时就登全版广告说：“那些不愿意调适，并且批评我们价值的人，应该表现更正常，或者离开荷兰”。在去年九月，当有报导指出，土耳其裔荷兰人庆祝推翻土耳其强人总统的政变失败，他说，“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离开这里，回到土耳其吧。”

最终选举结果，维尔德斯的自由党没有如许多人担忧地成为最大党，但是仍然增加五席到二十席（国会共150个席次），成为第二大党，得票率也从上一次的10%增加到13%。且一个新的极右派政党(FvD)获得两席。当然，在选前，一般也预测即自由党成为最大党，他可能也不会进入执政联盟——因为没有主流政党愿意跟他合作。

另一方面，这次选举成长最多的是支持欧盟、支持移民的“绿左党”，从四席到十四席，且其三十出头的领导人本身就是摩洛哥后裔。1966年成立的亲欧派、自由派政党D66，赢得19席，且几乎在每一个荷兰城市都有很好表现。另外也有一个专门为荷兰穆斯林族群发声的政党Denk，这次拿下三席。工党则大幅流失选票和席次。

无论如何，维尔德斯已经改变了荷兰的公共讨论。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现在在荷兰“说伊斯兰教是个威胁，对于寻求庇护者的讨论焦点完全在于如何赶走他们，且脱离欧盟的想法已经是个严肃的议题了。”当然，这也是当今欧洲面对的最迫切课题，且过去这些议题主要都是由维尔德斯这样的人掌握，主流政党不论左右都在挣扎着该如何介入。

很明显，荷兰的社会和政党体系会继续分裂，而未来的联合政府也必然充满内在冲突，而这又可能让选民对政治体系更失望。

在阿姆斯特丹蜜月之后写下Imagine这首歌，唱着“想象没有国家”的约翰·列侬，如今看来，确实是过于天真了。

【注】本文原标题为《荷兰的民粹主义与自由传统》

【作者简介】

张铁志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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